针对这一学术论争，法国的判例法和法学理论产生了差异。
另一套话语则表述为可以制定的制度或者采用的方法。这种情形下，在立法法中就暂行法、试行法的制定作出限制性规定，有利于克服暂行法和试行法名不副实现象的发生，维护立法的严肃性和整个法律体系的权威性。
3.增加国务院等授权试点地区暂停或暂时调整法律的适用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试点地区暂停或暂时调整法律的适用，是2015年修订立法法时根据我国改革试点的需要作出的新规定。就扩展授权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地人大立法，王春业以授权上海制定浦东新区法规为例，讨论了普遍扩容授权立法形态与适用范围的必要性。本次修法可考虑扩展授权规则的适用范围。比之于授权国务院试验立法，这一规定太过简单，使授权决定缺乏必要约束。（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等。
这些未列举的是否溯及既往，从而是否需要在但书中明确列举？ 且不说宪法、国际条约和公约等比较复杂的法律渊源，单就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而言，通常认为它们是对法律法规原文文义的阐明，应当与被解释的法律条文具有同等的时间效力，应当溯及既往至被解释的法律施行时发生效力。由于暂行法与试行法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有专家多年前就提出，应当废止这种立法形式。上述意见总体基于两个目的，一是进一步规范和拓展授权立法、地方先行立法，使其更好地发挥先行先试功能，进而使我国的试验主义立法之路走得更宽更好。
例如，《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可见，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属于绝对保留事项，除此之外的其他事项便为相对保留事项。授权立法虽然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但依然属于行政法规。要么是先制定或修改下位法，取得经验后再制定或修改上位法。
这是《立法法》的第二次修改，与第一次修改时隔7年，修改哪些内容,如何修改，引起法学界普遍关注。这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经济特区在性质功能上具有很大相似性，是继续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区，既然为先行先试的试验区，就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赋予其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先行先试权。
如此一来，就等于地方政府规章承担了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务、立法职责，但不享有地方性法规的权利义务设定权，从而造成立法任务与立法手段不匹配的情形。上述两种表述方式所考虑的因素完全不同。进入专题： 《立法法》 。其次可以肯定的是，划分法律绝对保留事项需考虑授权立法制度的功能与目的。
第95条规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由有关机关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作出裁决：（一）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这些规定完全可以一次性表达为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分别、反复表述反而不利于解释与适用。暂行法和试行法是我国立法中的一个特殊族群，但现行立法法对暂行法和试行法缺乏基本的规范。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形从时间纬度可分为两种：一是后制定的下位法与先制定的上位法相抵触。（二）增加旧的特别规定优于新的一般规定规则 对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现行立法法也将其纳入裁决机制予以处理，但这样处理不太妥当。
三是增加国务院、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授权试点地区或单位暂停或暂时调整其制定的部分法律条文的适用。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地方性法规的先行立法，不适用于地方性法规的执行性、自主性立法，更不能适用于行政法规和规章，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此种观点，即便在立法法修订后依然得到认可。落实科学立法原则的路径很多，但从实际出发，积极发挥授权立法、地方立法的试验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体制机制保证。
基于以上理由，建议就立法法做三点修改：一是在现有的授权国务院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授权省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立法。既是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那肯定不一致，如果一致那就不是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然而我国大量改革试点，除了改革现行法律的部分规定之外，还会改革现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部分规定。本次立法法修改，应当吸收这一立法经验，将其上升为一般性规定。例如，2000年《立法法》发布后，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的曹康泰认为：何为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的特别规定？一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文件认为是违法犯罪行为，而现在的法律文件不认为是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案件没有审结、执结，应适用现行法律文件的规定。这种交叉性又必然导致地方立法权配置的矛盾性，即地方立法在处理某些事务时，也可能需要如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的重器，但又没有采用此类重器的权限
注释: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机构兜底职权规范及其实施研究(2019BS105)阶段性成果，并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项目(2020M673109)资助。换言之，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法律体系，要擅于吻合基层立法宜细不宜粗的需求，将抽象的核心价值观转换为具体的行为规范、运作机制、制度设计等。
当前宪法法律上的核心价值观条款昭示了民主+形式合法性版本的形式法治观，它可以为政府价值治理供给具有较弱合法化论证能力的薄规范。在此裁量空间下，政府应当开展强弱有序的治理行动，体现为：一是强内部、弱外部治理机制，即在价值生产、整合及动员的整体力度上，政府对其内部的价值治理应当强于其外部的价值治理。
在自由主义理论传统内部，有对国家中立性原则的批评之声。在价值治理进程中事实与规范的互动，是法治观得以生成的必要情境，亦是探究政府价值治理中法治观内涵及其意义的认知条件。
而实质表达则是通过更为具体的行为规范、程序机制贯彻实施核心价值观，第四种是典型。其三，最能发挥价值治理立法实际效能的领域，首推市场经济、民生发展、生态文明等法律领域。意识形态是国家合法性的三个来源之一（另外两者是政治程序、政府绩效）。[2] 参见彭勃：《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转型：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21]第三，当前只有少数核心价值观法律条款，能够给予政府核心价值治理以直接的规范支持。[13] 如2020年《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第6条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重两点：一是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话语转换，即将政治话语转换为宪法话语、法治话语。因为只有这部宪法体现一个社会基本的价值体系和期盼，同时社会承认宪法准确反映了该社会认可并契合社会特征的价值，那么该宪法才拥有整合作用。
另一方面，实质法治观理论期盼更为科学的价值治理方法，志在将中国宪法框架下价值治理的制度能力更好地激发、释放出来，从而实现更强更有效的价值治理。按照凯尔森的法律规范层级理论，法秩序是一个不同级的诸规范的等级体系。
因为只有将核心价值观作为法定要求或义务条款具有直接的依据作用，其他的如融入立法目的法律概念等表达方式，实难作为政府开展某项核心价值治理行动的直接依据。相较于制度治理、技术治理，政府的价值治理是一种软治理，作用于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念发挥功用。（一）优化政府价值治理的宪法价值环境 现行宪法在赋予政府开展价值治理的正当性同时，为政府的价值治理行动给定了一个基本的宪法价值环境，它包括宪法价值体系和宪法价值认同两个方面。[13]四是将核心价值观具体化为某类行为。
根据国家卫健委统一部署，各省卫健委发出组派医疗队援助湖北应对疫情的号召，众多医务工作者写出类似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请战书。政府价值治理中民主+形式合法性版本的形式法治观，描绘了当前以核心价值观入法为内容的法治观，它所供给的薄规范对于政府价值治理的指导、评价功能较弱。
[31]政治中立性原则实质上具有作为基本政治道德的自由主义平等理论的支撑，[32]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范国家干预个人生活领域。本文主要从政府价值治理实践与立法互动的视域剖析价值治理中的法治观，以期厚植价值治理理论命题的规范厚度。
在实践价值上，价值治理法治观的反思能够防范价值治理实践行为的无序化运作，同时亦可以抵御价值治理规范基础建构的口号化、标签化风险。在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过程中，需要平衡、协调融入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含基层立法）的关系。
